東京工業大學

到日本留學其實原本並不在江泰槿的人生藍圖中，直到攻讀博士期間意外獲得前往日本進行研究的機會，也成為他與日本之間緊密連結的起點。當年在日本結識的各種緣分延續至今，他持續投入台日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推廣，盡心盡力搭起兩地之間的橋樑。

採訪‧撰文╱張莠蓁
攝影╱陳宗蔚

留學日本並非人生目標
因緣際會赴日成為若手研究者

不同於多數留學生懷抱明確目標而赴日，江泰槿坦言，自己從未想過這輩子會到日本留學，甚至連日語的學習方式也與一般人不同。與日語，甚至是日本的緣分始於在臺科大攻讀博士班的時期，「當時，德島大學的一位退休教授來校任教，而我在閒暇之餘，抱持著想跟外國人多接觸的心態，成為了他的秘書。雖然可以使用英語跟這位日本教授溝通，但是他的英語腔調實在有點吃力，為了能順利跟教授溝通，於是我萌生了學習日語的念頭。」然而，江泰槿不像多數人跟著《大家的日本語》循序漸進地學起，為了能快速學會日語，他選擇自行購買教科書，從助詞開始學習。他認為，對台灣人來說學習漢字相對容易上手，因此他特別專注於台日都通用的漢字，以期快速累積詞彙量。除了教科書，每天與教授的交流也成了他練習口說的絕佳機會。

從學習日語到決定赴日留學，對江泰槿而言又是另一段因緣際會。當時的臺灣科技大學預計申請高教深耕計畫，並打算以東京工業大學為學習樣本。而材料系的李教授剛好是東京工業大學的畢業生，某次他留學時期的助教來到台灣，便介紹給江泰槿認識，在交流過程中種下赴日留學的種子；也剛好臺科大時任廖校長及李副校長想要選送人員赴東工大學習。在這些機緣巧合下，他在2016年啟程前往東京工業大學工學院材料系，進入鞠谷雄士教授的研究室成為若手研究者。

從關西腔到標準語
勇於改變獲得貴人賞識

這時江泰槿大約已經學了半年的日語，不怕開口的他在抵達日本後便能與日本人自在交流。「我覺得講錯也沒關係，在聊天過程中發現錯誤再去買書學習，這樣的學習方式非常快速。我也很推薦觀看朝日電視台的推理電視劇《相棒》，劇中人物所表達的日語相當優美，可以藉此學習劇中實用的台詞。」雖然勇於開口，但是江泰槿說的並不是那麼禮貌的日文，這讓現任東京科學大學的大竹理事長直接提出建議，並表示在人跟人的相處中應該要更客氣、禮貌一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在台灣與德島教授溝通的時候，不知不覺中耳濡目染比較隨興的日文。直到實際赴日，江泰槿才發覺自己所講的日語跟當地人大不相同，甚至在一開始聽不懂東京教授的標準語。「了解到多數日本人其實不會直言指正，教授是為我好才開口提醒，因此在那之後，我便開始學習並使用敬語。」勇於改變讓江泰槿獲得大竹教授的賞識，於是開始帶著他參與校長級、企業家等級的聚會，這也成為他累積人脈的重要契機。相較於與同儕相處，江泰槿更喜歡與日本老師們交流。當年在日本結識的這些老師，如今多已晉升為大學校長、國家法人理事長等職位，江泰槿表示，至今仍時常受到他們的關心與照顧。

留日期間，江泰槿將所有時間投入在研究上，幾乎每天都往返於研究室與住處，也由於平日忙於課業，只能利用周末洗衣服及打掃家裡。江泰槿回憶，鞠谷教授通常七點到校，一路忙到凌晨三點才離開，而他也會在研究室待到最後。他笑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會故意使用研究室帶有X光的機器進行測量，機器所發出的安全警報音會傳遍整棟樓，「這樣教授就知道我還在努力！」至於研究空檔，他則習慣到學校附近的小酒吧用餐，「這家小酒吧聚集了不少大學教授、節目製作人等各界人士。後來我也成為店裡的常客，老闆娘甚至表示我是他台灣的兒子，不但不收取餐費，知道我喜歡喝梅酒，更準備了只有我可以喝的梅酒。」這些點滴，都成了他留學回憶中珍貴的一部分。

結束教職身分
進而成為台日政商學界橋梁

儘管在東京工業大學的研究生涯僅短短三個月，在研究告一個段落，發表論文之後便返回台灣，但江泰槿卻持續與學校保持密切聯繫。除在臺科大推動成立技職體系第一個日本學術交流中心，以及有別於過去高等教育以歐美為主體，設立第一個為日本與大學部為主體的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同時在任教期間受邀擔任由東京工業大學設立的「東京工業大學工系臺灣交流中心」負責人，負責東工大在台事務與跨國產學合作計畫等各項籌備工作。

此外，他也負責定期舉辦暑期課程與兩校合作論壇，推動持續性的學術互動。江泰槿表示：「暑期課程自2015年起舉辦，當時邀請東京工業大學、德島大學及大阪工業大學的幾位日本學生來台，除了基本的文化課程，學校也根據學生的專業領域，安排日本缺乏的技術領域師資授課，並帶他們實地參訪台灣工廠產線，讓他們對台灣產業有更深入的認識。」另外需要特別感謝的是，由於臺科大每年都會送12位學生去東工大交流，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學生的COE（在留資格認定證書）及宿舍遲遲沒有下文，好險透過「ACD留學情報站」的協助，在千鈞一髮之際找到學生宿舍解決危機。

老師們之前的交流則是從2016年開始，採台灣與日本輪流主辦工程論壇的形式，不僅促進教師間的學術合作，也讓彼此有機會共同指導學生，深化兩校間的學術連結與教學互動。2017年臺灣大學系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式加入，並邀請了6U-HAPPIER聯盟（北海道大學、東北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名古屋大學、大阪大學、九州大學）共同舉辦「日臺國際工程論壇」。藉由國際論壇，每一年九所學校的師生們齊聚一堂進行跨校合作，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對此，江泰槿特別感謝當時臺灣科技大學的廖慶榮校長與臺灣大學的楊泮池校長對於合作所給予的支持與支援，讓台灣的教授與博士生得以前往日本進行研究。

除了專業領域的交流，江泰槿在這幾年也與日本各界人士保持密切互動。因為有這層關係，他成為台灣與日本政、商、學界的橋樑，像是協助經產省與日本現役國會議員、官員拜訪多家台灣的半導體指標公司產線、促成Garmin與日本西瓜卡（Suica）合作的Garmin Pay，以及推動臺灣科技大學在短短四個月內，從無到有，與九州大學簽訂校際MOU與雙學位等合作，提升國際競爭力。

透過留學生視角
深刻瞭解日台文化差異

江泰槿認為，留學日本最重要的收穫之一，便是能夠瞭解日本人的想法及做事方式。他表示，日本人在做事上講求長遠規劃，並且重視一貫性；相較之下，台灣人通常在負責人更替後，會將既有計畫全盤推翻。以學校舉例，台灣的學校常與日本的學校簽訂校際合約，日本方面每一年會逐條檢視是否確實履行承諾，但台灣方面在更換負責人之後，往往會無視前人所簽訂的協議，缺乏延續性。江泰槿進一步指出：「在產業發展及研究上也一樣，像是畢業於東京大學、現任東京科學大學前沿研究機構特聘教授的大隅良典，他長年以顯微鏡觀察細胞，歷經數十年研究，最終在2016年獲得諾貝爾生醫獎，證明了長期耕耘的價值。但這樣的研究模式在台灣卻難以實踐，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個支持長遠規劃的環境。

公司發展亦是如此。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貫性』，日本企業往往會在既有的基礎上不斷琢磨與精進，透過長期的堅持與累積，使得專業領域愈加堅實與強大，但也可能導致體制僵化及決策過慢。反觀台灣，由於工作型態及產業結構的因素，很容易因為國際趨勢或是看見其他商機便輕易轉向，甚至放棄原本的方向。」這些都是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的深刻體悟，但他坦言，日本也不是什麼都好，重要的是看看對方不好的地方，再看看自己的不足，從中找出自己能夠認同並接受的部分來學習即可。江泰槿表示：「也不可能完全把自己變成日本人，這樣會很痛苦。」也因此，當有人問他為何不選擇留在日本工作時，江泰槿總是回答：「在日本工作就得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但如果是來玩、來讀書，雙方隔著一層紗，什麼都覺得新鮮美好就夠了。」他也認為，如果能夠理解日本與台灣各自的缺點，並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優點，同時兩者在行動上的速度感相加後再除以二，那就可能會是最棒的。

學習不該侷限熱門專業
勇敢實踐所愛才是最佳選擇

對於將來想要到日本留學的學子們，江泰槿則鼓勵：「想做什麼就去做！」他有感朝日廣告某一篇提到「日本失落的30年」，指的便是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長時間陷入經濟停滯的時期；但他認為其實應該是「天才橫生的30年」，在這段時期各項產業平均發展，也有相當的突破。他舉例說明，日本知名的綜藝節目《電視冠軍》邀請了打陀螺、捏麵人等各領域的達人參與比賽，這些達人也受到觀眾的尊敬。以台灣的觀點來看，也許會質疑做這些事情的意義，但是日本卻有足夠的社會包容度，讓每個人專注於自己熱愛的事物並發揮創意。「如果大家都只專注一項熱門的產業，就不會有這麼多優秀的產業出來，所以我認為在日本留學，想做什麼就去做。」

江泰槿同時認為，在日本讀書最棒的地方之一就是校友會的制度。以日本為例，校友之間會定期聚會，彼此緊密聯繫，資訊的流通與人脈建立常常是透過校友網絡進行的，只要背景相近、領域相符，自然就會有話題，連結起來也非常快速。江泰槿也很鼓勵留學生參加社團活動，他表示甚至有「某些企業對於錄用、升遷，只會考慮特定學校某個社團出身者」的說法，因此未來想要進哪間公司，便可以從該企業偏好哪間學校、哪個社團著手調查。最後，江泰槿也提醒留學生把握在日本的一期一會，把握每一個當下，全力以赴做到自己認為最好的程度，問心無愧就夠了，這些努力終有一天會被大家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