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十月我來到日本,當時確診COVID-19的人數約為四百人,而現在(八月)單就東京的確診人數已達到四千至五千人,很可怕的一個情況是身在日本的我們已經有點麻痺,沒有任何感覺了。
面對學生確診學校的應對速度相當快
我本身在五月確診,住了一個禮拜的ICU(加護病房)及三個禮拜的普通病房。五月的第一個禮拜四我開始發燒、咳嗽,當時僅買了藥妝店的成藥服用,體溫雖一度下降卻仍反覆發燒,因此學校的老師建議我去檢查,並協助聯絡了學校附近的醫院。到了醫院我做完PCR及快篩就回家了,原本跟院方約定隔一天看報告,但隔天醒來後我已經是頭暈、無法出門的狀態,於是直接打電話給醫院確認,也得知結果是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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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在日本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求助老師,學校最讓我讚賞的一點是對於學生確診後的應對速度很快,老師馬上與保健所取得聯繫,讓我能夠跟日文專員對話,旁邊也有人員協助翻譯。在對方的指示下我準備了住院可能會用到的東西,像是換洗衣物之類的,並得知可能在當天或隔天會有司機來載我去醫院;有點慌亂的是我不知道該準備幾天份的東西,因此僅準備兩、三天的簡單行李,當天下午便接到保健所來電通知司機再過一個半小時會到達,大約在下午五點我就被送往位於東京都大田區的荏原醫院。
到達醫院後先是照X光、抽血,檢查後護理人員說我的症狀比較嚴重,因此可能會轉院,當下相當慶幸我的日文程度雖然是初級,但聽力還不錯,因此能理解護理人員的解說。醫院雖然有提供晚餐,但因為很不舒服所以我完全吃不下;印象中快半夜的時候有人把我推到急診室的出口,等待另一輛救護車將我送去另一家醫院,在這個過程我的意識其實有點模糊。
昏迷整整一個禮拜甦醒後卻產生「加護病房症候群」
轉院後我做了電腦斷層,因為從來沒有做過,當下的念頭是─ ─ 我有「幽閉恐懼症」,但在這之後我就昏倒了,這應該是所謂的「快樂缺氧」。後續發生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那時候我很害怕,因為沒人來跟我解釋身體狀況是好或壞,手機也不在身旁,更沒有親近的人陪伴,因此產生了「加護病房症候群」的現象。
但是日本的醫護人員真的非常細心,為了轉移我的注意力,護士詢問了「從哪裡來?為什麼來日本?為什麼喜歡日本?最近看什麼日劇?喜歡哪個偶像?」等問題,因為必須從腦袋拼湊出單字回覆,我也暫時放下害怕的想法,但在回答問題後我又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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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醒來我的偶像的照片就貼在病床的正前方,看到照片我覺得有點好笑,護士說她這麼做的用意是為了應援我,要我加油;那時我的意識比較清醒了,印象中確診的下個禮拜一原定解除緊急事態宣言,於是我便問護士「今天是星期幾?緊急事態宣言結束了嗎?」待護士回答後才知道我是禮拜六昏倒,禮拜五甦醒,整整昏迷了一個禮拜。
日本老師24小時待命協助讓獨自在異鄉的我感到安心
在台灣的醫院,做任何檢查或治療需要有人簽名,如果沒有親友陪同自己簽名也可以,但在日本必須要有保證人的簽名,因此學校當時請一位會中文的日本老師協助,不管我有什麼突發狀況或做什麼檢查、治療都要經由他同意,等同於老師必須24小時待命。
就連出院那天,即使我認為自己的恢復狀況不錯,評估從車站走回家是沒問題的,老師還是依照學校規定陪伴我坐計程車回家,下車後他再自己坐電車回家,我想這就是日本人的嚴謹與秩序吧。學校的這項安排讓我感到很安心,也很感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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