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十月我來到日本，當時確診COVID-19的人數約為四百人，而現在（八月）單就東京的確診人數已達到四千至五千人，很可怕的一個情況是身在日本的我們已經有點麻痺，沒有任何感覺了。
面對學生確診學校的應對速度相當快
我本身在五月確診，住了一個禮拜的ICU（加護病房）及三個禮拜的普通病房。五月的第一個禮拜四我開始發燒、咳嗽，當時僅買了藥妝店的成藥服用，體溫雖一度下降卻仍反覆發燒，因此學校的老師建議我去檢查，並協助聯絡了學校附近的醫院。到了醫院我做完PCR及快篩就回家了，原本跟院方約定隔一天看報告，但隔天醒來後我已經是頭暈、無法出門的狀態，於是直接打電話給醫院確認，也得知結果是陽性。
獨自在日本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求助老師，學校最讓我讚賞的一點是對於學生確診後的應對速度很快，老師馬上與保健所取得聯繫，讓我能夠跟日文專員對話，旁邊也有人員協助翻譯。在對方的指示下我準備了住院可能會用到的東西，像是換洗衣物之類的，並得知可能在當天或隔天會有司機來載我去醫院；有點慌亂的是我不知道該準備幾天份的東西，因此僅準備兩、三天的簡單行李，當天下午便接到保健所來電通知司機再過一個半小時會到達，大約在下午五點我就被送往位於東京都大田區的荏原醫院。
到達醫院後先是照X光、抽血，檢查後護理人員說我的症狀比較嚴重，因此可能會轉院，當下相當慶幸我的日文程度雖然是初級，但聽力還不錯，因此能理解護理人員的解說。醫院雖然有提供晚餐，但因為很不舒服所以我完全吃不下；印象中快半夜的時候有人把我推到急診室的出口，等待另一輛救護車將我送去另一家醫院，在這個過程我的意識其實有點模糊。
昏迷整整一個禮拜甦醒後卻產生「加護病房症候群」
轉院後我做了電腦斷層，因為從來沒有做過，當下的念頭是─ ─ 我有「幽閉恐懼症」，但在這之後我就昏倒了，這應該是所謂的「快樂缺氧」。後續發生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那時候我很害怕，因為沒人來跟我解釋身體狀況是好或壞，手機也不在身旁，更沒有親近的人陪伴，因此產生了「加護病房症候群」的現象。
但是日本的醫護人員真的非常細心，為了轉移我的注意力，護士詢問了「從哪裡來？為什麼來日本？為什麼喜歡日本？最近看什麼日劇？喜歡哪個偶像？」等問題，因為必須從腦袋拼湊出單字回覆，我也暫時放下害怕的想法，但在回答問題後我又睡著了。
隔天醒來我的偶像的照片就貼在病床的正前方，看到照片我覺得有點好笑，護士說她這麼做的用意是為了應援我，要我加油；那時我的意識比較清醒了，印象中確診的下個禮拜一原定解除緊急事態宣言，於是我便問護士「今天是星期幾？緊急事態宣言結束了嗎？」待護士回答後才知道我是禮拜六昏倒，禮拜五甦醒，整整昏迷了一個禮拜。
日本老師24小時待命協助讓獨自在異鄉的我感到安心
在台灣的醫院，做任何檢查或治療需要有人簽名，如果沒有親友陪同自己簽名也可以，但在日本必須要有保證人的簽名，因此學校當時請一位會中文的日本老師協助，不管我有什麼突發狀況或做什麼檢查、治療都要經由他同意，等同於老師必須24小時待命。
就連出院那天，即使我認為自己的恢復狀況不錯，評估從車站走回家是沒問題的，老師還是依照學校規定陪伴我坐計程車回家，下車後他再自己坐電車回家，我想這就是日本人的嚴謹與秩序吧。學校的這項安排讓我感到很安心，也很感謝老師。
